六、两个嫌疑人
这是一个绛红色漆布封面的本子，有点儿像后来文具店出售的被称为“硬面抄”的那种笔记本。揭开封面，扉页上用红色油墨印着枪炮图案，下面是“—”，看来是抗战胜利那年印制的。整个本子除了后面几页画了草图、写了些英文单词和阿拉伯数字，前面六十多页都是空白。
焦允俊、郝真儒轮流翻阅后面几页的内容，草图是用铅笔勾画的，笔法比较老练，线条直是直、弧是弧，一笔到底，绝无拖泥带水的痕迹，一看便知作者受过美术或者制图方面的训练。焦允俊曾经接受过这种训练，知道那是搞秘密情报的基本功。郝真儒虽然没有接受过类似训练，不过他见多识广，所以也略知一二。问题是，这草图描摹的是什么东西呢？焦允俊思忖片刻，说这多半是造船厂的船台图吧？
郝真儒顿时恍然：对啊！领导交代任务时不是对他们两个透露过，敌特方面正在刺探我方研制新型舰艇的情况吗？
焦允俊忽然想起在场众人中有一个懂行的，就把本子递给谭弦：“小谭，你是交大出身，看看是船台图吗？”
谭弦接过来看了看：“没错。”
这时，华东局社会部的机要作者第二次驱车赶到，面交专案组长一份用火漆封口的绝密件，要求焦允俊当面检视封口完好后签收。焦允俊随即拆封，看过后递给郝真儒：“老郝，你看一下，要不顺便给大伙儿念一念？”
这是一封落款没有署名、日期的手写说明文字，从字迹看，写得有些匆忙，不过勉强还认得清楚。郝真儒当下就把其内容当众宣读了：这是领导对那个本子上内容的说明，图纸是江南造船厂第三船台的平面草图，英文和阿拉伯数字是对该船台的描述。该船台因研制新型军舰的需要，已着手进行改造。现场早在一周前就已封闭，除了规定可以进入现场的中苏专家和参与该项目具体工作的技术人员，其他人，甚至包括接管江南造船厂的军管人员也不得擅入。可令人吃惊的是，第三船台的改造状况竟然上了敌特分子的本子！因此，专案组的任务就是追查泄密渠道、阻止敌特刺探以及抓获涉案犯罪分子。上级再次强调，要求迅即破案，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有困难，领导会尽力协调解决。
如此，整个专案组都明白面临任务的艰巨性了，接下来讨论侦查步骤和分工时，也就不多费口舌了，全组分为两路，一路由焦允俊率领沙懋麟、谭弦去江南造船厂，负责调查三号船台改造工程是如何泄密的；另一路由郝真儒主持，率领孙慎言、张宝贤循着关易笙中毒之前的活动轨迹进行调查，摸清他是被何人下的毒，指望顺藤摸瓜把敌特组织挖出来。支富德不安排外勤工作，留守专案组负责协调、处置突发情况和整理卷宗材料。医院这边对昏迷不醒的“一跤头”关易笙的监护使命，交由上海市公安局临时派来的三名政保侦查员负责。不过，他们只负责监护，如果关易笙醒来，讯问工作还是必须由专案组进行，这是领导特别交代的。
9月1日，焦允俊、沙懋麟、谭弦三人以上海市人民政府生产安全领导小组巡视员的名义进驻江南造船厂。侦查员来到代号“项目”的工程指挥部，问了办公室主任，被告知两位主要领导亦即指挥长和政委都不在，让等候片刻。一会儿，指挥长纪莘臻从厂部开会回来，看了介绍信和证件，问明焦允俊三人的身份和使命，把三人让进他的办公室，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基本情况。
先说指挥部成员，老红军出身的老纪是从北京海军总部派来主持这个项目的，是指挥部的主要领导之一，另外还有华东海军指派的聂政委，以及负责技术、后勤、外事等的几名成员，那都是上海方面指派的，其中有江南造船厂的一位高级工程师。指挥部另设顾问组，那是清一色的苏联专家，一共有五人；另有翻译、警卫和其他公务人员。纪莘臻说按照分工，保卫工作是由聂政委主管的，但聂政委今天去市里参加一个会议了，暂由自己出面接待，以后侦查员有事情需要沟通的话，可直接跟聂政委说。
然后再说“项目”，这是重要机密，但上级已经指示可以让专案组方面知道，以便顺利开展工作。焦允俊马上说：“首长，这方面您说得越简单越好！”
纪指挥长果然把情况说得简而又简：中共中央军委为解放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所有岛屿，决定尽快发展海军舰艇。鉴于技术力量不足，希望苏联方面给予支持。双方经过谈判，决定先上马鱼雷快艇这个项目。为此，苏联派遣了一个由机械、电气、军火等方面专家组成的技术援助小组，携带全套新型鱼雷快艇图纸前来上海予以技术指导。中央军委的要求是，应在半年内造出第一艘新型鱼雷快艇并通过验收，争取在年底前组建一个鱼雷快艇大队。
说到这儿，朝门口方向坐着的纪莘臻忽然站起身：“哎，老聂回来了！”
“项目”工程指挥部政委聂安绪是个性格冷峻的干部，不像纪指挥长那样风风火火，他用审慎的眼光看着侦查员，对纪莘臻在一旁的介绍似乎充耳不闻。焦允俊机灵，马上拿出介绍信、证件让他审核，面上谦恭，心里却不以为然：看这副防备架势，应该把保卫工作抓得滴水不漏才是，怎么刚开始弄个船台还没正式造快艇就让敌特给盯上了？
听焦允俊说明来意，聂政委问：“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协助？”
“我们想去三号船台实地看看。”
聂政委随即唤来一个虽然穿着便衣但一看便知是军人身份的青年，介绍说这是保卫干事小钱，让他负责陪同。焦允俊三人拿了由指挥长签发的临时通行证，随小钱前往三号船台。该船台是禁区，戒备森严，经过两道明岗一道暗哨方才得以入内。看着忙忙碌碌的工人，焦允俊悄声问小钱：“这些师傅都是哪个部门审查的？”
小钱说先是由船厂军管组审查后向指挥部推荐，指挥部再进行第二次审查——包括技术和政治方面。政审非常严格，除了复核厂保卫部门已经审查过的内容，还得由居委会、派出所、分局出具证明，这些证明还被随机实地抽查，证实无误方才通过。技术方面，每个人都经过有苏联专家在场的现场技术考核，各类工种的技术标准都须达到苏联标准的五级以上（当时中国尚未颁布技工标准）方可通过。被批准参加“工程”施工的工人，薪饷提高百分之五十，伙食由单位免费提供；厂里每隔五天还向各人的家属发送大米、食油和咸鱼、咸肉等副食品。每个师傅都签了保密协议，规定施工期间不能回家，也不能跟外界通电话通信，更不能会见其他人——包括同厂工友，他们住的集体宿舍都是有解放军警卫的。
接着，三个侦查员查看了船台，发现跟本子上的草图吻合。请小钱拿来绳索和卷尺，丈量了船台的一些数据，也与本子上用英文和阿拉伯数字记载的内容相符。仓库附近有一座独立的平房，内外有两间，曾经用来存放过机油，现在空着，后面还有一个十来平方米的小院子，侦查员暂时借用作为办公室。
焦允俊说：“咱们在这儿歇一会儿，顺便聊聊各自的见解吧。实地查看了一番，加上小谭说的那些造船方面的知识，现在我已经明白了那个本子上的草图对于敌特方面的意义——船厂的船台就是制造船舶的车间，其面积大小与要在船台上制造的船只的大小、重量都有密切关系，如果船台达不到要求，那就不能在上面制造特定的船只。江南造船厂现有的几个船台，空着的只有三号，这次接受试制鱼雷快艇的特别任务，该船台原有的条件难以胜任，其他船台中虽有合适的，却无法迅速腾出来，船厂方面只得对三号船台进行改造，不论从时间上还是经济上，这都是最为划算的办法。而敌特方面根据收集到的情报，设法对三号船台的改造情况进行了成功刺探，他们获得的数据如果送到台湾，敌方就可以据此推算我们试制的鱼雷快艇的基本情况。小谭，你是内行，我的理解对不对？”
谭弦参加革命前系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专业的在读学生，因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组织上紧急通知他撤离上海前往解放区。他学了两年多的专业知识，尽管没进船厂实习过，可对这方面的了解肯定比一般人多。听了焦允俊的分析，他点头表示赞同。
三人接着往下分析，那个本子上的草图与数据跟三号船台现场的情况完全符合，必定出自熟悉现场的内行人之手。向敌特方面提供这份情报的人，显然持有通行证，可以出入三号船台。聊到这里，三位侦查员都觉得底气正在上涨——既然如此，只要在持有三号船台通行证的人中进行查摸，那就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沙懋麟和谭弦很是兴奋，说那就立刻行动，这个调查范围不算大，应该不太费事。焦允俊说是得赶快下手，否则，只怕前债未清后债又要背上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焦允俊见沙懋麟、谭弦用不解的目光看着自己，便解释说：“我以前做过秘密情报工作，不止一次化装刺探过敌人的炮兵阵地、军火仓库、秘密据点什么的，反正都是头痛的活儿。根据我的经验，敌特方面需要的肯定是新型鱼雷快艇的全部技术资料，而那个本子上记下的仅仅是三号船台的数据，不过皮毛而已。我们这边憋着一股劲儿要把案子侦破，他们那边肯定也正憋着一股劲儿要继续窃取资料。我们如果不抓紧行动，等敌特那边得手，那可就闯大祸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焦允俊的这个估断完全准确。
那就赶紧行动吧。焦允俊马上向聂政委通报了调查思路。聂政委面上虽然显得“冷”，但对专案组的工作是全力支持的，用他的话来说，“你们这是在替我们指挥部干活儿嘛”，立刻提供了船台通行证持有者的名单。名单上一共有八十二人，侦查员先把发现本子那天以后获得通行证的四个名字圈掉，又把纪莘臻、聂安绪、小钱等工程指挥部成员择出来，剩下的那五十名工人师傅就是需要逐个审查的对象了。
前面说过，之前这些工人已经过船厂和工程指挥部的两轮审查，专案组先看了他们的材料，当然不可能发现什么问题，否则前面早就发现了。往下怎么调查？焦允俊自有主张。他采取的策略叫“舍近求远”，即不在“工程”内部查摸，而是到工程范围之外的船厂其他部门、车间去调查。从9月1日到3日，他和沙懋麟、谭弦分别接触了一百七十三人，都是与“工程”目前的施工有关的各部门员工。对于纪莘臻、聂安绪两位首长来说，侦查员的这种工作方法简直不可思议，互相嘀咕“不知在捣什么鬼”。可是，这种“捣鬼”竟然捣出了名堂。
9月3日下午，焦允俊向聂政委提出，立刻把正在干活儿的两个工人许鼎、王清水唤下船台，隔离审查。聂政委不知侦查员是怎么怀疑到许、王两人身上的，觉得不解，但又不便问，按照上级交代的纪律，只有密切配合的份儿。那么，许鼎、王清水二位有什么可疑之处呢？
先说许鼎，这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浦东地区川沙县人，祖上三代都是做泥水匠的，到他已经是第四代了。旧时通常这种家庭出身的男丁，基本上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子承父业，跟着老爸学手艺，许鼎也不例外。七岁时，许家举家搬进市区，住在南市大境阁，当时家境还可以，家里就让他上了小学。上到四年级，爷爷病亡，临终前留下遗言，读书没用，还是让孙子学手艺。于是，许鼎的正规学业就结束了，从此跟着老爸干活儿。他倒不似爷爷、父亲那么死心眼，只知跟着上一辈挥泥刀。许鼎心眼活，话虽不多，遇事却喜欢琢磨，平日偷偷留意经常一起干活儿的那些木匠，数年后，竟然又学会了粗细木工两门技艺（旧时江南地区把木工活儿分为建筑和家具两种，称为“粗”、“细”木匠）。如此，到二十岁那年，许鼎就进了江南造船厂（当时正值上海沦陷，江南造船厂被日本侵略军改名为“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一直干到现在。
这次挑选“工程”施工人员时，由于许鼎以前干的一直是修造和保养船台的活儿，而且无论是日本监工、国民党厂方还是如今的船厂军管组，都一致认为小伙子活儿干得不错，手艺拿得出，工作态度也好——干活儿再累，也从来不发牢骚；受到训斥，哪怕是错训了他，也没有一点儿火气，厂方就向“工程”筹建组推荐了他。两轮政审进行下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正式录用了。这次专案组逐个查阅参加施工的那五十名工人的材料时，许鼎通过得也很顺利。可是，接下来对非“工程”施工人员进行查摸时，侦查员却发现了一个情况。
这个情况说大也不大，却有传递情报的嫌疑。仓库会计老林向侦查员反映，8月22日下午三时左右，许鼎到仓库来领刮板。按照规定，领取工具或者零件材料等，必须核对由仓库管理员在领料登记册上填写的物品名称、数量和用途，无误后签名方可领走。如果有人领的东西多，十几样甚至几十样，核对的时间就比较长，后面的领料人就必须排队等候。那天，许鼎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他只领两块刮板，可前面那个其他车间的电焊工却是推着小车来的，显见得领的东西比较多。
发货员知道许鼎是“工程”的，也清楚工程时间较紧，就对电焊工说是不是让后面那位先办理了，他就是两块刮板，签个名字就行。可是那位不肯，说你们不是有规定张贴在那里的吗？谁也不能插档。
自始至终，许鼎没有说一个字，脸上神情依旧，一直保持着那份得体的微笑。老林与他隔着十多米，远远看着这一幕，觉得这小伙子脾气很好。这时候，许鼎忽然离开那个位置，朝对面窗口走去。老林一怔，暗忖他去对面窗口干什么？那里又不是生产材料窗口，即便人家同意给你插档，也办不了领料手续呀！
在所有工厂的仓库中，若要说储存物品的品种之多，造船厂该是名列第一。客户定制的船舶，就是一个集机器运转、交通运输、船员生活于一体的水上活动区域，按照国际规定，一艘新船出厂时，船上的所有生产、生活用品都必须配备齐全。这些物品，都是由船厂仓库提供的。不难想象船厂仓库储存的各类物品的齐全程度，仅就生活方面而言，只要寻常人家需要的，仓库里都能领到。此刻许鼎走过去的窗口，就是专门提供生活类物资的。
来到窗口跟前，他和里面的姑娘打了个招呼，说了句什么，突然转头留意是否有人注意自己。老林看在眼里，更是不解，还没想明白他这是要干什么，忽见许鼎迅速从工装裤袋里掏出一件东西递给那个姑娘。据老林回忆，那东西看上去好像是比巴掌还小些许的纸条。
这个情况引起了侦查员的警惕，明明有规定，参加“工程”施工的所有人员不准跟外界通电话、通消息，这个许鼎怎么敢违反规定传递纸条呢？因此，专案组要对许鼎隔离审查。那么，另一个被隔离审查的对象钣金工王清水又是怎么个情况呢？
王清水又名王伯威，祖籍浙江宁波，年出生于上海，其父原是外国轮船上的轮机匠，后来开了一家制作兼出售船舶用品的作坊式商行。王清水上过六年教会小学，毕业后跟着父亲干活儿兼做买卖。当时商行里有一个姓邢的老头儿，原是沪上有名的钣金工，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干不动本行，就投到老王的商行里干点儿杂活儿。少年王清水跟邢老头儿有缘，两人整天在一起，要么干活儿，要么聊天，就这样学会了钣金工技艺。二十二岁那年，江南造船厂向社会招收技工，王清水去应聘，当场被录用。
这次搞“工程”，以王清水的技术水平，自然会被厂方推荐。两轮政审下来，也是顺利通过，材料中的鉴定结论是：“历史清白，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帮会，也未有过刑事犯罪记录。”
专案组对参加施工的五十名工人进行再次审查时，去了王清水家所在的管段派出所。人家说江南造船厂和军方都已经来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侦查员说我们是按章办事，口说无凭，麻烦你把户籍档案给我们过目，如果确认前面两轮调查与本次调查的情况一致，那就请给我们出具一份证明。派出所民警很忙，但还是按照侦查员的要求做了。
原以为对于王清水的调查已经结束了，哪知次日侦查员忽然接到派出所长的电话，说分局转来一封匿名检举信，举报王清水系“军统”特务，说得有鼻子有眼——年参加“军统”地下组织，负责收集已被日寇接收的江南造船厂修造军用舰艇的情报，按月领取活动经费，多次因工作出色获得奖励。抗战胜利后，由“军统”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继续利用王清水，命其收集中共地下党在江南造船所的活动情况，王亦劬力施行，圆满完成一应使命，云云。
许鼎、王清水被隔离后，侦查员分别对他们进行了讯问，两人都矢口否认自己有什么问题。两个小时审下来，毫无进展。焦允俊提议改变方式，先从外围调查，取得更多的证据后再跟那二位进行面对面的交锋。
于是，仓库发放生活用品窗口的那个姑娘凌艳萍下班正准备离开时，被仓库领导唤住。跟着，不知从哪里闪出两个人来，小凌定睛一看，其中一个她认识，乃是厂保卫处的保卫干部老刘，另一个不用说也是保卫处的人了。姑娘感到不解，正要发问，老刘说小凌你什么都别问，乖乖跟着我们走就是了。他们把凌艳萍带到保卫处的一间办公室，里面，焦允俊、沙懋麟两人已经等着她了。小凌扯住正要离开的老刘的衣角，说老刘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老刘跟凌艳萍的父亲扯得上点儿关系。他是地下党员，而介绍他入党的正是小凌的父亲凌岩。凌岩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奉命绕道浦东渡海去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执行任务途中失踪，一直到上海解放也未能查明原因。根据当时的规定，在未查明老凌失踪的原因前，其身份就不能定性，其家属也不能受到什么优待。老刘得知凌家生活困难，遂写信向组织上反映，凌艳萍这才被江南造船厂破例招收，当了一名仓库管理员。老刘没想到，姑娘这次扯上了“工程”这道高压线，别说他小小一个保卫干部了，就是保卫处长乃至军代表只怕也爱莫能助。此刻小凌问他，他只好告诫姑娘：“好好配合组织调查，问什么如实说什么！”
凌艳萍意识到自己摊上了一桩很严重的事儿，她从来没有过被人秋风黑脸逼问的经历，当下战战兢兢回答问题。很快，侦查员就查明了许鼎之所以违规跟凌艳萍“鬼鬼祟祟”接触是怎么回事。简言之，小伙子正追求姑娘，交往时间不长，小伙子就被抽调去了“工程”。这样一来，两人的联系就断了。正犯愁间，那天忽见许鼎来仓库领料时朝自己频使眼色，马上会意，就有了老林目睹的那一幕。
侦查员谭弦在老刘等人的配合下，对凌艳萍的办公室进行了检查，找到了那封情书。许鼎的疑点被排除，小伙子交由厂方处理，写了份检查，被取消了为“工程”效劳的资格。
处理完此事，已是傍晚七时许，三位侦查员去船厂食堂吃晚饭。事后，焦允俊颇为后悔，如果他不是先去吃饭，而是去看一下另一嫌疑人王清水的情况，接下来的事情很可能就不会发生——被隔离审查的王清水不知怎么，竟然从看守人员的眼皮底下逃出隔离室，然后被人从铸造车间的烟囱顶上推下来。从高高的烟囱上摔下来断无活命之说，可凶手还不放心，跟着又扔下一段槽钢，把已经摔死的王清水砸了个血肉模糊！
七、自杀还是他杀
之前，王清水被隔离在船厂划给“工程”指挥部使用的一幢独立小楼内，焦允俊请工程指挥部保卫科安排了专人看守。负责看守王清水的是两个年轻保卫干事小李、小汪。聂政委事先关照过保卫科长，这是协助专案组开展工作，须听从焦允俊组长的命令，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对被隔离人员只是看守，不能交谈，因此，小李和小汪就只是牢牢盯着待在二楼东头小会议室里的王清水，不敢与其接触，甚至连话也不敢跟他说。
到了晚饭时间，小李让小汪去食堂吃饭，然后带两份饭菜回来，一份是他的，另一份是给王清水准备的。小汪离开后，小李继续盯着王清水，不敢松懈。一会儿，奉命配合侦查员搜查凌艳萍办公室的另一位保卫干事小钱完成使命返回小楼，他和小汪同一宿舍，恰巧今天忘带钥匙了，想借用小汪的，便去了东头的小会议室。
按规定，小钱是不能进入隔离王清水的场所的，他只好在门外朝小李招手，问小汪去了哪里。小李来到门口告诉小钱，说小汪去食堂了，又问你那边的事儿结束啦？我们这边看来一时三刻还完不了，今晚熬夜那是肯定的，只能明天白天找机会冲盹儿了。聊了几句，小钱饥肠辘辘，寻思与其在这里等着小汪，倒不如先去食堂填肚子，遇到小汪正好向他拿钥匙，于是告辞而去。
两人就在小会议室门口待了最多两分钟时间，当小李返身走进屋里时，会议室内已没了王清水的身影！窗户大开，显见得这家伙是爬到窗外顺着落水管开溜的。
焦允俊闻报，急得差点儿跳脚，后悔不该三人一起去食堂，如果留下一人看守嫌疑人那就好了。可现在马后炮也来不及了，他立刻和聂政委商量对策，片刻后，“工程”指挥部通过江南造船厂军管组下达命令，立刻封锁全厂所有进出通道，发动全厂所有在班人员在整个厂区搜寻王清水的踪迹。
行动刚刚开始，王清水就有消息了——
三个下班后还没离开铸造车间的工人听到广播，立刻返回，准备接受领导的安排参加搜寻。走到车间西侧大门口那个二十来米高的烟囱下面时，空中一声异响，抬头看去，只见一件黑乎乎的物体凌空而降，急速朝他们砸来，吓得他们“妈呀”一声四下逃散。人刚离开，王清水已经砸落到地面上，紧跟着一截三米长的槽钢落下来，正砸在王清水上半截身躯上，其惨状可想而知。
接到专案组报告，市局迅速指派法医前往现场。由于烟囱顶部面积狭窄，焦允俊三人是轮流爬上去勘查的，张、孔两位法医也是一样，其中那位孔法医可能有恐高症，下来时脚骨发软，脸色煞白。当时还没有恐高症之类的说法，因此焦允俊甚至还有点儿看不起这位老兄的念头。不过一会儿之后，他就不得不对此公另眼看待了，这位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而且在公共租界巡捕房接受过洋专家数年技术指导的中年法医提出的观点，使专案组在侦查工作中少走了若干弯路，节省了许多时间。
分析死亡原因时，张法医认为王清水系高空坠亡。同时坠落的那根三米长的槽钢并非致死原因，因为王清水在落地的第一时间就已经死了，槽钢不过是对尸体造成了严重破坏。至于王清水是自己从烟囱上跳下来的，还是被人推下来的，暂时无法判断。不过，张法医的观点倾向于他杀，理由就是那根槽钢，这至少说明王清水从烟囱上跳下来的时候，还有一个人在场。
三位侦查员都认为张法医的观点有道理。他们都上烟囱勘查过，知道厂方正准备对烟囱进行检修，已经在四周用毛竹搭起了脚手架。王清水攀爬上去前一个多小时，几个施工人员刚刚从上面下来，现场痕迹凌乱，侦查员勘查现场时连王清水的足迹也没能发现，更别提指纹了。要说支撑这个观点的依据，就只有那根槽钢了。这根沉重的槽钢是怎么出现在烟囱顶部的呢？问了施工人员，得知是因施工需要用神仙葫芦（即倒链）吊上去的。
焦允俊一边听别人发言，一边随手画了一张现场示意图。这一画，忽然发现有一点不好理解：如果说是凶手把王清水骗或者劫持到现场的，那么凶手杀人之后是怎么从烟囱上下来的，又是怎么逃离铸造车间的？
从时间上推算，自烟囱顶部沿着铁制简易梯子下到地面，最快也得两三分钟。而王清水坠落后，整个儿铸造车间为之轰动，上百名夜班工人都跑到现场看热闹，简易梯子周边也围着不少人，直到保卫科人员和侦查员赶到现场，经过好一阵劝说方才离开。也就是说，凶手是不可能在人们赶到现场前从简易梯子逃离的。那么，凶手去哪儿了？躲在脚手架上？侦查员和法医分别上下过几个来回，每层脚手架都一览无余，根本藏不住人。要不，是躲到烟囱里面去了？也说不通。根据当时的情况，凶手只能从顶部进入烟囱内部，那里面有可以落脚的位置吗？
焦允俊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说，沙懋麟、谭弦和两个法医都认为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于是，焦允俊和谭弦带上大号强光手电，再次上到烟囱顶部反复查看，烟囱内壁供人立足以及施工时搁置木板的那几处凸出的砖头表面都是黑灰重重，没有被踩过的痕迹。
这就奇怪了，如果是他杀，凶手下手之后是怎么逃离的呢？几个人议了一阵，依旧不得要领。焦允俊思索片刻：“看来，我们只好换一个角度了——王清水并非死于他杀，而是自杀。大家看这方面是否有依据？”说着，目光扫视众人。众人皆不语，可焦允俊却突然发现之前曾被自己在心里偷偷哂笑过的孔法医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便朝他点点头，“孔法医您说说看吧。”
以孔法医之前的人生经历，在解放后属于有“历史污点”的一类，他有自知之明，凡是出风头争功劳的事儿一概不沾，免得遭人非议。当然，在那个年代的政治大气候下，他无论怎样小心都是无法自保的，在后来“反右”时被定为右派分子，押解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最后饿死于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本案发生时，离孔法医罹难还有十来个年头儿。
被焦允俊这么一点名，孔法医就不得不说几句了。他的观点是，王清水的所谓“跳烟囱”，实际上是“跳脚手架”——整个儿烟囱已经被毛竹脚手架围住，只能站在脚手架上往下跳。可是，扎脚手架的毛竹有长有短，长的那些参差不齐地伸到脚手架外，如果往下跳时被伸出的毛竹挡一下，甚至被不同高度的毛竹挡几下，是否死得了就很难说，若是弄个半死不活，那接下来的处境肯定是生不如死了。
但王清水心意已决，为了万无一失一步迈进阎王殿，他就动了脑筋——把那根槽钢卡在脚手架上，人站在槽钢上面，先助跑再往下跳，以确保坠落时不受伸出的毛竹阻挡。正是由于这个助跑的动作，本就卡得不太稳的槽钢吃不住劲儿，在王清水的猛力蹬踏下松脱，也跟着掉了下来。
焦允俊对孔法医的这个观点大为赞赏，连称“言之有理”。三位侦查员再次爬到烟囱顶部查看，果然发现顶部脚手架外侧的毛竹上有明显的被硬物磨损的痕迹。
这时已是9月4日凌晨两点。对于焦允俊等三位侦查员来说，这件事虽然查清楚了，却是乐不起来，甚至连轻松一下的感觉也没有。嫌疑对象王清水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身亡，不但线索就此断了，侦查员可能也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不过，焦允俊这会儿考虑的倒不是责任问题——他根本来不及考虑。现在需要查明的是，王清水究竟是不是向敌特方面透露三号船台秘密的人。
第二天一早，三位侦查员碰了一下，决定先查王清水的社会关系，以查船厂为主，因为分局转来的那封匿名举报信中说，王清水的特务活动主要是上海解放前在江南造船所进行的。这个调查需要得到江南造船厂方面的支持，马上跟军管组联系，对方自是表示会全力配合。焦允俊对怎样开展调查已经作过考虑，当下就请保卫处的同志提供王清水进入江南造船所工作以来待过的车间、工段、班组情况以及与其关系特别密切的工友等，为抢时间，材料不必详细，点到就行。
这对于保卫处来说简直易如反掌，很快就派人送来了上述材料，来的那两个年轻人就是看守王清水的小李和小汪。他们说保卫处让他们前来听候侦查员的使唤，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保证干好，小李还低声添了一句，说再也不会发生隔离对象逃脱的事故了。
三位侦查员轮流看了材料，发现王清水在刚进船厂一直到抗战胜利的那三年里，并无关系特别好的工友，只是跟彭松林、毕志龙等四五个青工有些交往。抗战胜利后，彭松林进造船厂厂情股当了股长，跟王清水走得就比较勤了。侦查员对此产生了兴趣。焦允俊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对寻常人可能感到陌生的“厂情股”之类的组织了如指掌，知道那是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下令让各大工厂组建的外围特务组织，专门收集本厂员工的情报。王清水跟厂情股股长关系不一般，正好说明那封举报信对他的指控并非空穴来风。焦允俊指着材料上“彭松林”的名字问李、汪二人：“这人现在在哪里？”
“解放后厂情股解散了，彭松林就离开了船厂，听说现在和人合伙做生意，在北站区开了一家公司。”
侦查员跟北站分局联系，得知彭松林已因历史问题被捕，关押在市局看守所。当天下午四时许，三位侦查员去市局提审了彭松林，得知他在抗战时被“军统”地下人员王清水物色为情报员，经常利用工作之便向王提供日寇方面的情报。抗战胜利后，王清水受到了“军统”的表彰，听说还升了官。经王推荐，彭松林也因协助王清水收集情报之功，由一个寻常工人摇身一变成了股长。这对王清水也有好处——既然他在“保密局”（戴笠死后由“军统”改组）领一份薪饷，就得经常向“保密局”提供江南造船所的情报，而彭松林的本职工作就是收集本厂员工动态，所以只要抄一份给王就可以让他交差了。
那么，上海解放后王清水有什么这方面的活动情况呢？这个，彭松林就不知道了。他在上海解放一周后就离开了江南造船厂，之后一直没跟王清水见过面。
9月5日，焦允俊、沙懋麟、谭弦又在小李、小汪、小钱的陪同下，分成三拨对参加三号船台改进工程的四十八名员工（原五十人，许鼎已调离，王清水自杀）逐个进行了谈话。这是专案组对王清水生前是否涉及本案的一个直接调查，所以跟每个员工的谈话都非常细致，特别是和王清水一起干活儿、一起用餐、一起住宿的那些员工，更是问得仔细。当天晚上，侦查员汇总调查材料，没发现王清水在参加船台改进工程后有什么诸如违反纪律跟外人接触或向外界传递信息等迹象。
当晚九点，焦允俊返回专案组驻地，跟专案组党支部的另外两个成员郝真儒、支富德凑在一起开了个会，通报了迄今为止在江南造船厂的调查情况以及据此得出的结论：王清水的确有严重历史问题，但经查并未涉及本案。侦查员进驻造船厂并将其隔离审查后，王以为自己以前为“保密局”工作的事已经暴露，故而畏罪自杀。
对于焦允俊、沙懋麟、谭弦三人来说，这个结论意味着之前的活儿都白干了，还要找另外的切入点从头再来。那么，与他们同时开展工作，对“一跤头”关易笙莫名中毒的情况进行调查的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这一组进展如何呢？
八、缉捕失利
郝真儒三人认为，对“一跤头”被暗算的调查，有三条途径可以试试——
一是从时间上推算，敌特方面向关易笙借摩托车应该是在得知那个皮包的下落跟刘小狗有关之后，即8月27日，那么，他们对关易笙下毒应该是在8月27日至31日关被传唤之前这段时间，因此，可以通过排查关易笙在这个时间段的活动情况和接触对象来寻找线索。二是从关易笙那辆摩托车被借走这一点上来查：是谁向他借的？什么时候借的？什么时候归还的？借车人跟关易笙是什么关系？三是盯着平时与关易笙关系密切的人员（包括修车铺的几名徒工）进行调查，看他们是否有给关下毒的机会。
权衡下来，侦查员决定从第三条途径开始调查。
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三人去了榆林区许昌路，通过管段派出所传唤关易笙修车铺的那三个修车工（原是四名，小沈因斗殴伤人已经被捕）小洪、小马、小姜。这三位是跟“一跤头”练摔跤的，个个体魄强健，一字儿排开站在侦查员面前，就像平地耸立着三座铁塔。郝真儒对他们比较客气，让座沏茶递烟。那三位遵命落座，接过茶杯，但不抽香烟，说拜师时有过约定，终生不抽烟毒（指烟草制品和鸦片），他们必须严格遵守。
然后就言归正传，问三人是否想过，关师傅为何会被人下毒。三人回答的内容基本一致：当然想过，至今还在想，但想不出谁会跟关师傅结下这么深的梁子，竟然下这等毒手。希望政府能查个明白，需要他们效力尽管吩咐，纵然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接下来就是了解关易笙的朋友有哪些，侦查员一边记录，一边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光名字和绰号就记了满满五张纸，这么些人，要耗费多少时间才查得过来啊！分析到下毒可能性时，范围倒是不大——那几天关易笙晚上睡露天着了凉，咳嗽、拉肚子，所以谢绝了所有饭局，甚至也没外出。
那么，那辆摩托车是怎么借出去的呢？这个，三个徒弟谁都说不上来。他们平时除了早晚习武，白天就是修车。关氏修车铺生意很好，从早到晚没多少空闲。而关师傅的那辆摩托车是停在百米之外的住处的，平时他也不是整天待在修车铺，所以谁向他借车、几时把车开走的，他们都不清楚。
三位侦查员返回驻地，讨论了一会儿，决定去找尚关押在看守所里的小沈调查。小沈名叫沈开芳，十七岁，在四个修车工中年龄最小。他是苏北兴化人氏，跟着父母逃荒到上海，后来父母均染时疫去世，他就成了流浪儿。据说，这是“一跤头”收的所有徒弟中，唯一不论个头儿还是斤两都欠缺的一个。小沈只有一米六三，体重百来斤，按说这种体格，关易笙是不会收为弟子的。可是，沈开芳却是例外。这是为什么呢？
据小沈的三个师兄说，关师傅有点儿迷信，经常请算命先生为其预测运程。大约一年前，关师傅遇到一个高人，说他最近可能会破财，不过，只要收一个属猴的随遇随缘弟子，就可以避免。关师傅对此半信半疑，不料三天后他那辆宝贝摩托车就给人偷走了，这才知道高人果然是高，赶紧按照高人指点的办法进行补救。
次日午时，他往脸上扎了一条黑布蒙住双目，让徒弟领着在马路上走。走了一阵，估计时候差不多了，取下布条。根据那高人的说法，他睁开眼睛后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随遇随缘之人。关易笙看到的那位是一个乞丐，就是沈开芳。收徒之后果然有效，第三天，警察局一个相识的警察来通知他，偷摩托车的人被抓到了，因为有帮会头目说情，上边让放了，不过，摩托车是要发还原主的。于是，关易笙就买了两条好烟，去警察局把车领了回来。从此，他对这个关门弟子另眼相看，甚至凡事纵容，结果导致那小子恃技行凶，把人家的骨头弄断了，被分局拘留。
侦查员在看守所见到沈开芳时，原以为肯定是一脸的沮丧，出乎意料，他却甚是平静，听侦查员说关易笙出了意外身体有恙，仍旧神色不改。让他回答他的师兄们已经回答过的那些问题，他的话不多也不少，内容也和师兄们大致相同。这些回答对于侦查员来说并无任何价值，不过是走了一下程序，把该调查的这部分对象一一调查过，没有遗漏而已。
查过这几个对象，一天就过去了。次日，三个侦查员商量了一下，认为也没有其他什么捷径了，往下只好按照昨天获得的那份名单对关易笙最近接触过的好友挨个儿走访。这种调查工作量大不说，还不一定能查出头绪，三位侦查员都有点儿不托底。这时，负责留守值班的侦查员支富德过来了，告知榆林分局看守所刚刚打来电话，昨天提审过的那个人犯有话要说。
再次见到沈开芳时，他的神情跟昨天截然不同，一见面就急煎煎地问：“我师傅怎么啦？”
“昨天不是跟你说过啦！”
“你们昨天说我师傅出了意外身体有恙，我以为不过是生点儿小毛病，哪里知道是被人下毒啊！”
昨天傍晚，沈开芳所在的监房关进来一个流氓犯富某。按照看守所在押人犯的规矩，新来乍到的人犯称为“新户头”，得接受“老户头”的调教——称为“校路子”，不过对一种人可以例外，那就是道上有点儿名气的主儿。这个富某就是道上小有名气的一个流氓，他进门后自报家门：“诸位弟兄好！兄弟是八埭头富仁山。”
其实他不报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关着二十名人犯的监房里，至少已有五六人认出他是谁了，自然就受到了优待。接着，富某认出了沈开芳，说你不是“一跤头”的关门弟子吗，怎么也进来了？你师傅的事儿你知道不？沈开芳这才知道师傅中毒昏迷不醒，大惊过后，泪如雨下。“一跤头”当时在上海滩名扬黑白两道，其他人犯听了也不由叹息。
当晚，沈开芳失眠，躺在监房角落的铺位上翻来覆去。想起白天三个侦查员来提审，这才意识到他们一定是来调查关师傅被害线索的。对于师傅遭人毒手，小沈觉得自己也许能向公安局提供一些帮助。
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关易笙迷信。自从听了那个算命高人之言收了他这个关门弟子后，关易笙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三个余月前上海解放，军管会在全市大街小巷张贴布告，勒令凡是参加过伪（包括北洋政府、日伪及国民党反动派）党政军特警宪、“三青团”、反动会道门的人员以及其他恶霸、不法分子，都须在十天之内前往登记，日后查出隐瞒不报者，严惩不贷。关易笙知晓后，便老老实实去分局登记。接待人员一听他是赫赫有名的“一跤头”，非常重视，连队也不用排了，直接唤他上前填表格、按手印。关易笙离开时，听见外面排队的那些等候者窃窃私语，都说看警察对他这般态度，估计问题严重着呢，也不知能不能活过黄梅——听说黄梅前后肯定要枪毙一批人的。
关易笙听了自然心惊肉跳。到六月底七月初黄梅天结束，沪上果然接二连三处决了上百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恶霸，但关易笙却安然无恙，甚至连户籍警也没来找过他，偶尔派出所长来修车，还客客气气唤一声“关师傅”。关易笙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寻思共产党讲坦白从宽，我去自首吧，弄个主动，也许可以从宽。
来到分局，接待人员听他自报家门，说你来自首什么？你担任过什么伪职？当过哪一方的特务？参加过哪个帮会？关易笙说我在“大世界”干了七年。对方说，你在“大世界”是摔跤手，不是“抱台脚”（保镖），我们有政策，摔跤手是艺人，也是受资本家压迫的劳动阶层。
对关易笙来说，这的确是个意外之喜。而这个意外之喜毫无疑问跟收了沈开芳这个关门弟子有关，因此对小沈更好了。沈开芳呢，原本是个乞丐，突然间被上海滩赫赫有名的“一跤头”收为徒弟，有了一份稳定职业，吃得饱穿得暖，兜儿里还有零花钱，自是对关师傅感激不尽。前几天关易笙微恙，咳嗽拉肚子，他就不去修车铺上班了，天天待在关易笙身边侍候。关师傅出事前的那天晚上，他外出替师傅去买绿豆糕，被自行车撞了个跟斗，还给揪住了让赔车子，忍无可忍他才动了手，可下手不知轻重，结果伤了人进了局子。
师傅生病的这三四天里，沈开芳一直待在师傅身边，如果有人暗算师傅的话，沈开芳认为自己应该能找到点儿头绪。因为那几天师傅没有外出，登门的每一个客人沈开芳都照过面，是他开的门，是他沏的茶，是他送的客，所以，他要求看守所代为转告昨天提审过自己的那三个侦查员，说有情况要提供。
三位侦查员听沈开芳这么一说，马上又看到了希望，当下便问是谁向关师傅借了那辆摩托车。沈开芳说：“是魏先生借的车。”
“魏先生是哪位？”
“‘恒缘堂’的管事先生魏康思。”
“‘恒缘堂’？是哪家店铺的名号吗？”
这个，沈开芳却答不上来，只是总听师傅这么说，但从没细问过，师傅也从不解释。他告诉侦查员，8月27日，也就是关师傅身体不适的次日，下午三点多，魏康思拎着礼品前来拜访。关易笙对这位一年中大约来四五次、每次都必拎礼品的朋友一向比较客气，客气的原因并非因为礼品，那些礼品他基本上都转送别人或者让徒弟们分了。他对魏先生客气是因为这人路子很广，上海滩以及长三角各地都有朋友，而且乐于助人，朋友遇到为难事，他是有求必应，十有八九替人办到，事后只受谢不受礼。
沈开芳拜师之后，这位魏先生来过三次。第一次听说关易笙收了关门徒弟，立刻摘下手上的金戒指作为见面礼赠予小沈，那份大方惊得沈开芳目瞪口呆。这次魏先生登门，他自是热情接待，沏茶奉烟，然后侍立师傅身后。魏康思陪关易笙说了一会儿闲话，最后道明来意，想向关易笙借摩托车用两天。关易笙笑道，这样一桩小事儿，还劳您亲自出马？差个人捎句话，兄弟立马把车送到府上！
魏康思再三道谢，由关易笙亲自送出门，骑上那辆宝蓝色摩托车疾驰而去。第二天，魏康思就把摩托车送回来了，进门就掏出钞票，让沈开芳去水果店买两个哈密瓜来。等沈开芳买了瓜回来时，魏康思已经走了。之后不久，关易笙就骑了摩托车出去了，到晚上才回来，但那辆摩托车没有骑回来。小沈注意到，关易笙的脸色不大好，像是刚刚跟人吵过架似的，又不敢问缘由。关易笙让他沏了一杯花茶，又掏钱让他去买盒绿豆糕。小沈就是在买绿豆糕回来的路上出的事。
于是，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三人立刻去打听“恒缘堂”是个什么所在。听名字像是个中药店铺，也可能是某个已经停止活动的帮会堂口。问了中药业公会、工商局，都说不知道;又拿来解放前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收集到的情报所编写的帮会情况汇总，那里面有从清末到年之前上海滩所有帮会堂口以及历届执掌人的名单，可是，并没有查到“恒缘堂”。最后，到上海市民政局问了几个旧政权社会局的留用人员，才知道原来那是一处建筑物的名称。这座坐落于南市老城的庭院，已有百年历史，当初还是福建人刘丽川组建小刀会时留下的一处地下机关，后来被洪帮把持，民国后由洪帮安置了一户从南洋归来的华侨家庭，一直居住至今。
侦查员从邑庙分局了解到，住在“恒缘堂”的那户人家姓卢，当初入住时的老主人卢锡金系南洋华侨富商，对光复会、同盟会的反清活动颇有资助，清廷被推翻后，孙中山邀请卢氏回国定居，住地任选，全家生活开支由民国政府供给，卢氏遂选择定居上海。孙中山指示沪军都督陈其美，择址南市“恒缘堂”让卢家入住，发给房契，写明该产业无偿归卢家永久所有，可住可拆可卖，任其支配。
卢氏是个十几口的大家庭，需要有人为其管事，也就是俗称的管家。陈其美就为卢氏派了一名管家魏鸣道。魏鸣道系帮会人物，祖上至少已有三代跟长江南北的会党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世代相传，所以魏氏家族在社会上有广泛的人脉，做事非常方便。这样的人做管家，当然最好不过。从年到年这三十七年时间里，“恒缘堂”的卢氏掌门人已经换到第三代，管事先生世袭，也换到了第三代，那就是沈开芳所说的魏康思。
邑庙分局的户籍资料中，魏康思的登记内容很简单——魏康思，别名魏妙频，男，年3月2日出生，汉族，离异，初中文化程度，系卢氏家庭管家;未发现历史问题，无参加任何党团帮派的记录。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讲，这个记录表明其人“历史清白”。此刻，郝真儒等侦查员当然不可能知晓，这个魏康思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敌特组织成员之一，不过，调查进行到这一步，侦查员有理由相信，距离真相大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当天下午四点，专案组四名侦查员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和支富德开了个碰头会，研究之后决定当晚前往“恒缘堂”拘捕魏康思。之所以要把行动时间定在晚上，是因为生怕白天人多眼杂，容易走漏风声，影响日后的侦查。郝真儒行事一向小心谨慎，担心哪里尚有细微漏洞未被发现，便派侦查员张宝贤、孙慎言化装前往邑庙区“恒缘堂”附近布控，严密监视，防止魏康思察觉情况不对脚底抹油或者自杀什么的。这种布置也算得上周密了，不料，还是失手了。
当晚九时许，四名侦查员以及奉命协助的一个班的解放军战士前往“恒缘堂”抓捕魏康思。居委会大妈出面叫开门，侦查员一拥而入，可全宅各处都搜遍了，也没见魏康思的影子，更没发现与特务活动相关的任何物品。这下，之前在“恒缘堂”外边监视了几个小时的张宝贤和孙慎言着了慌：这不是奇怪了吗？下午五点左右他们分别进入现场执行监视任务时，亲眼看见魏康思骑着一辆英国“蓝羚”自行车从外面回来，进了“恒缘堂”大门。当时目标的神态举止都正常，根本没有惊弓之鸟的迹象。而且，他们事先已经观察过，“恒缘堂”只有前面一道大门，目标应该还在里面的嘛！
侦查员询问了“恒缘堂”卢氏全家老小，都说魏先生下午五点从外面办事回家后，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检查了厨房准备晚饭的情况，又看了花匠从花鸟市场买回来的盆景，夸赞不已。接着，他去主人那里把当天外出购物的发票拿出来对账。忙完这些，已经六点多了，全宅开饭。饭后，魏康思照例回到自己居住的那个独立小院。卢家两个正在上小学的孩子因为对一个旧上海白相人的问题争论不休，去找魏先生裁决，见他正在门前的天井里站桩，知道这是不能打扰的，就蹑足悄然离开了。整个儿晚上，全宅无事，没有人再去找过魏康思，更没人留意魏康思在他那小院里干什么，侦查员带着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出现，这才发现他已经不知去向。
侦查员想到了魏康思从后院攀墙而逃的可能，问了布置在后墙外监视的两个解放军战士，都说这边一直没动静。郝真儒查看了后院围墙，发现上面确实有攀爬过的痕迹，可战士怎么说没动静呢？这样看来，魏康思在侦查员一行赶到“恒缘堂”之前就已经逃跑了。于是问题随之而来：魏康思是怎么察觉到自己被怀疑上的呢？
郝真儒首先想到，也许是奉命前往监视的张宝贤、孙慎言无意间被目标瞟在眼里了，可是，在查看过两人的监视位置后，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本案侦破后，侦查员讯问一干案犯时，“六室”头目宋斯义的交代才道破了一半秘密：他在魏康思逃脱后的次日收到了魏寄来的一封信函，上面用暗语说自己已被中共反特人员发现，为防止被组织灭口，决定自行脱离。当本函寄达时，他已经离开上海了。
不久后，专案组由一个临时小组转变为受华东局社会部直接领导的常设侦查小组，名谓“华东特案组”，专门负责侦查重大政治案件（年华东局改组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后，特案组划归华东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领导，负责侦查的案件中又增加了刑事大案及社会影响巨大的疑难案件）。虽然任务繁忙，但特案组领导焦允俊、郝真儒始终没忘记魏康思突然逃脱这件事，抽出三名侦查员对此进行追查，最后终于查明了其中原委——
那天魏康思外出办事，下午返回“恒缘堂”的途中，遇到邑庙分局的一个留用警察郭某。郝真儒、张宝贤、孙慎言三位侦查员前往邑庙分局向值班副局长了解魏康思的情况时，郭某正好去办公室送一份文件，进门之前无意间听见屋里说到魏康思的名字，就猜测来人可能是调查魏康思的。魏康思是郭某的哥们儿，两人曾磕头拜过把兄弟，郭某遂决定给魏康思提个醒。当然，郭某并不知道魏康思是“保密局”潜伏特务，只以为是调查他解放前那些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以要讲一讲江湖义气。魏康思自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当天便逃离上海。查明情况后，郭某被判刑七年。
“六室”主任宋斯义落网后也承认，如果魏康思不逃离上海，他很有可能会下达封口命令。退一步说，即便他想手下留情放过魏康思，恐怕也做不到。根据上峰命令，刺探江南造船厂“工程”这一使命乃是“保密局”与美国中情局的联手行动，凡是跟该使命有关的情况都应该随时向中情局的杰克先生通报。如果他不通报该情况，杰克先生早晚也会知道，肯定会向“保密局”参他一本;如若通报吧，杰克就会通过中情局向“保密局”提出建议，把魏康思灭口。现在魏康思自己逃跑了，反倒没事了。至于魏康思是怎么给中共反特人员盯上的，那他就不费这个心思了，反正魏康思这一走，估计中共方面一时半会儿也找不到他。
魏康思就这样失踪了，究竟去了哪里，还真没有查到。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年的特案组早已完成历史使命解散三十来年了，有关方面才弄清楚，原来这厮去了香港，彻底脱离了与台湾特务组织的关系，改行经商，据说生意做得还不错。
九、抓获一名涉案者
专案组两个负责人会合一处，互相一说各自领导的小组面临的窘况，都是一脸愁容。这时，电话响了，焦允俊从那急促的铃声中似乎已经意识到来者不善，假装咳嗽，示意郝真儒接听。郝真儒接起电话，竟是专案组成立时那位领导亲自打来的，说话的口气透出一股恼火。郝真儒寻思，领导必是已经看到了专案组的书面汇报，批评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他已有思想准备，倒并不感到意外，于是中规中矩地说：“请领导指示！”
“立刻和焦允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放下电话，郝真儒看着焦允俊说：“听见了吧？”
焦允俊苦笑：“那么大嗓门儿，只怕聋子也该听见了。去就去吧，工作没做好是我这个组长的责任，领导发火，咱就听着呗。”
一路上，两人说着应该怎样“正确对待领导批评”，却不料这根本不是批评不批评的问题，领导透露的情况无异于晴空霹雳，不但使平时似乎啥都不当一回事的焦允俊感到震惊，就连一向遇事不慌不忙的郝真儒也瞠目结舌——
领导告诉他们，华东社会部刚刚截获了一份台湾“保密局”的密电，收件人是潜伏在沪的一个代号“老六”的特务。密电内容是：已经收到船台改进工程的数据情报，总部予以嘉奖，发给黄金十两，将于近日通过特殊渠道送达。另附局长毛人凤在嘉奖令批复件上的手谕：望你部再接再厉，尽快收集苏俄提供之新型鱼雷艇图纸等一应技术情报。
这就是说，之前虽然截获了敌特“老六”一伙收集的“工程”三号船台的情报，可是敌特在迅速摆脱我方侦查的同时，竟然再次下手，成功获取了已经丢失的那份情报，且顺利送达台湾。对于专案组来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焦允俊呆愣在那里，早已没有了一贯满不在乎的表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恨不得在地板上找条缝钻进去，即使躲上片刻也是好的。
郝真儒定定神，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报告，这是我们——尤其是我的失职，请求上级给予严厉处分。”
领导背着双手，在焦、郝面前来回走动：“你们专案组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责任应该由焦允俊来负，小焦你是组长，你是怎么抓侦查工作的？”
焦允俊不声不响。他知道，事到如今怎么辩解也没用，说不如干，你再说得花好稻好天花乱坠，也不如快速寻找到新的线索来得有效。这时，另一位焦允俊从未见过的领导从里间屋踱出来，那副架势，一看便知其职务不比前一位低。这位领导倒是没有急赤白脸，说的话也和焦允俊的想法一致：“好了，叫你俩过来就是通报这个情况。上级说了，像这种案子，在华东社会部的对敌斗争记录中算是数一数二的，其分量之重，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情况你们也知道了，是坏事，也是好事，这是破案工作的动力。说不如干，你们好自为之，回去仔细研究，立刻采取有效措施，迅速侦破本案。从台湾密电判断，敌特方面已经进入了下一个刺探重点，要搞鱼雷快艇的技术情报了。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北京有指示，这是苏联老大哥对我们首次以直接方式实施的军事援助，如果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以后老大哥对我们的援助走向。二位同志，这个任务，拜托了！”
用焦允俊事后的说法，听了后一位领导的这番话，他当即就有一种跪地谢罪的冲动。当然，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只是默默点头。
9月6日下午，专案组七名成员在驻地开会。先由郝真儒传达了那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干侦查员听着都觉得脸面无光。然后，由焦允俊主持讨论案情，着重分析一个问题，敌特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轻而易举地获取船台相关情报的？焦允俊要求大家先把可能窃取情报的每一条途径都罗列出来，然后采取排除法，最后不能排除的多半就是出现漏洞的原因了。
一番分析下来，众人认为有机会收集船台情报的应该是以下四种人员——首先是参与船台改造工程的船厂方面员工;其次是工程指挥部的全部成员，包括领导、一般成员和警卫;再次是苏联专家组的五名专家以及为专家组提供工作、生活服务的人;最后就是上述三种人之外的其他人，这个范围就不好确定了。
应该说，以当时的政治气候，能够本着绝对客观科学的态度作出上述分析，在侦查工作中还是比较罕见的，毕竟连“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和老大哥派来的专家也列入嫌疑名单了。
接下来，就针对上述四方面人员涉案的可能性进行深度分析。既然涉案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收集到船台情报，那看来他根本没有什么压力，而且操作起来比较方便。这就可以确定与前两种人没有关系，因为在发觉船台机密被窃后，“工程”指挥部再次加强纪律约束，同时，人们为防止自己被怀疑涉嫌，刻意不使自己有单独活动的机会，以便一旦再次发生意外，接受调查时可以有证明人。因此，这两类人应该都没有传送情报的可能。
第三类人员中，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警卫和生活服务的公务员是外围人员，无法直接接触技术情报。苏联专家以及他们的中外助手的确有接触技术机密的条件，也有传送情报的便利，但是，如果之前船台的情报是他们中的某一位递送出去的话，为什么不把鱼雷快艇的情报一起递送出去呢？按说快艇的情报他们也是有条件收集的，何必“一番手脚两番做”，费这么大的工夫，还容易引起怀疑。
分析到这里，前三类人员就都给排除了。大家都有点儿犯憷，因为剩下的第四类人员范围太大，从哪里着手，大家一时没有主意。焦允俊提议，先不管那人是谁，如果能推测出他是通过什么手段得到船台情报的，也许就能顺着这根线找到人。经他一提醒，大伙儿仿佛又看到了方向。郝真儒看了焦允俊一眼，突然说了句：“老焦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焦允俊笑而不语。郝真儒又拉下了脸：“这都什么时候了，老焦你还有心情卖关子！”
于是，焦允俊说出了自己的推测——那个收集情报的主儿，估计是爬到船厂铸造车间那个停用大修的烟囱上面，借助望远镜观察，实地绘了草图。不少侦查员都露出吃惊的神情：“这也能行？”
焦允俊说当然行，这种活儿我就干过。上海战役前我奉命对敌人在吴淞口的炮兵阵地进行侦察，要求画出草图，准确标出每一门火炮、弹药仓库以及营房的位置。我带上望远镜和绘图工具，在夜间潜入炮兵阵地附近的一家工厂，爬上水塔熬了一宿，等到天明开始绘图，又画了一整天才算完成使命。相比之下，攀上船厂那个烟囱绘图难度小多了，距离既近，观测也简单——就是一个船台嘛。
这么一说，大学生出身的谭弦马上点头：“这是现场测绘，不算什么，受过专业训练的都能行。那个烟囱我上去过，不过当时天黑了，周边情况看不清楚，不知那个地方是否适合观察船台。老沙你看了吗？”
沙懋麟说：“当时谁能想到这个？我根本没留心。”
焦允俊眨着眼睛：“我倒是看了船台那个方向，不过那时没想到这个烟囱和案子另有一层关系。现在回想起来，晚上的时候船台上也是灯火通明，船台结构和工人师傅干活儿的身影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有望远镜的话，应该没问题。”
郝真儒提议：“要不，去一趟船厂，再爬一次烟囱。这应该不会惊动敌特，我们可以说是为了调查王清水自杀之事再次勘查现场。”
焦允俊说：“那还得我和老沙、小谭过去，都是原班人马，熟悉情况，也不容易引起敌特的怀疑。”
继续往下讨论，专案组决定同时对另外两个方向开展调查，一是那个突然失踪的魏康思，还有就是需要通知“工程”指挥部注意严密防范，敌特方面接下来肯定要盯着鱼雷快艇的图纸下手了，如果发现什么蛛丝马迹，不要惊动对方，专案组会顺藤摸瓜，把隐藏的敌特分子揪出来。
这时已经是下午四时半了，不过九月上旬的江南地区天黑得晚，焦允俊三人驾了一辆三轮摩托驶往江南造船厂，直接开到铸造车间。船厂方面尚未接到工程指挥部的通知，因此还没解除对烟囱的封闭。上到烟囱脚手架顶部，借用望远镜居高临下观察，三号船台果然可以看得很清楚。用焦允俊的话来说，比他几个月前爬到吴淞口水塔上观察敌军炮兵阵地的条件要好得多。
次日，即9月7日上午，焦允俊跟江南造船厂军管组取得联系，从厂保卫处抽调人手协助调查。厂保卫处挑选了五名成员，听候专案组调遣。焦允俊给他们开了个短会，没透露真实目的，而是说根据上级领导的指示，王清水案件需要进行复查，所以惊动诸位同志，请大家大力协助，争取尽快把案情搞清楚。然后，由侦查员沙懋麟向与会人员交代需要了解的情况：在王清水案件发生前一段时间内，是否有人经常在烟囱周围转悠？
散会后，那几位立刻行动。下午两点开碰头会时，已经有七条线索报告给焦允俊，其中一条引起了三位侦查员的注意——
抗战胜利，国民党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了“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后，对船厂的车间、工段进行了重新组合，撤换了一些日本侵略者任命的行政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安插了一批官方人员，其中有一个名叫黄纯合的“三青团”骨干分子。现在，这个姓黄的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江南造船所，易名为江南造船厂。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有历史问题的人员应立刻调离重要岗位，黄纯合就被调到铸造车间当了一名翻砂工。这人以前是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的一名干事，没干过一天体力活儿，这回让他干重工业行业中出了名的苦力活儿，自是颇有怨言，次日便不来上班了，还放出话说，老子辞工还不行吗？他哪里知道，像他这种有历史问题的主儿，官方怎会就这么便宜了他？辞工后的第三天，一封落款为江南造船厂军管组的挂号信寄到了黄家，信中警告：乖乖回厂去干翻砂工，通过劳动改造旧思想，否则即行逮捕！
黄纯合无奈，只好遵命。像他这种以前指手画脚颐指气使的主儿，到了一线岗位自然没有人答理他，再说活儿太累，空闲时间他赶紧休息还来不及。两个月下来，他有些习惯干这种苦力了，再说风声渐紧，工余时间他不敢躺下休息，跟大伙儿坐在一起又觉得无聊难堪，就到车间院子、门口去转悠。所以，当保卫处人员下车间调查可疑情况时，许多工人都提到了此人。
当天晚上，黄纯合在下班途中被捕，立刻押解专案组驻地讯问，同时指派侦查员前往其住所搜查，搜出军用望远镜一副，据其家属说是黄最近拿回家的。那边，黄纯合起初不承认涉案，待到望远镜拿过去，便缴械投降了，承认其受他人指使，攀上已经搭起了脚手架的烟囱顶部，用望远镜观察三号船台的情况。他以前干过三年船台管理员，对该船台比较熟悉，画出了船台草图，并用英文和阿拉伯数字写下了相应数据。第二天，他按照指令前往八埭头“沪东状元楼”与一个男子会面。他拿去的草图在对方眼里属于幼儿涂鸦，那人拿出一个本子，对照黄的数据又画了一幅，然后给了黄八十万元（旧版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下同），加上前两天接受指使时人家给的二十万元定金，这茬活儿的全部报酬是一百万元。
侦查员问了那人的相貌特征，跟刘小狗所说的那个在永安公司三楼被他们窃走皮包的男子完全相符。黄纯合并不认识此人，是指使他测绘船台的那位——“恒缘堂”管事魏康思通知他去八埭头“沪东状元楼”交接草图的。以前他在国民党上海社会局当干事时，经人介绍与魏交了朋友。黄纯合喜欢拈花惹草寻花问柳，但干得又拖泥带水，经常惹出麻烦，都是魏康思帮他搞定的。这次魏康思找到他要求他提供帮助时，尽管他知道这事比较危险，还是一口答应。当时，魏康思给了他二十万元定金和一架美制军用望远镜，看他拿着望远镜那副爱不释手的样子，说干完这桩活儿后，这架望远镜就是你的了。
魏康思没有说这是为哪方面干的活儿，以及为什么要干这桩活儿，黄纯合也没有问。他以前在社会局当干事时，日常工作就是跟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厮混，从中了解情况，因此他是懂得这一行的规矩的。两天后，他完成了草图，交货领钱，以为这件事就结束了。哪知，几天之后又接到魏康思的电话，要求他再搞一次相同的测绘。
黄纯合并非特务出身，没有接受过特务这一行的训练，技能自不必提，心理素质更差，这种活儿干一次已经心惊肉跳，再干一次，那不是要吓破胆了？当下拒绝。魏康思把赏金提高到一百五十万元，他还是摇头。这下魏康思恼火了，他可是在宋斯义跟前拍了胸脯的，于是就威胁说，你之前已经干过一次，这次如若不干，人家会把前头你干过的那次密告共产党。黄纯合无奈，不得已答应再干一次。只是那份底稿已经销毁了，他的记性又不大好，只好溜个空子又上了一次烟囱顶。
船台机密泄露的情况总算调查清楚了，可是，两名涉案敌特分子却未能抓获。“恒缘堂”管事魏康思早已失踪，另一个与黄纯合在“沪东状元楼”见面的案犯，银货两讫后一拍两散、各奔东西，黄纯合根本不知道对方的任何情况。
十、秋夜密谋
回过头来，再说“六室”主任、代号“老六”的宋斯义。
这几天，宋斯义的神经绷得有点儿紧，主要是因为魏康思的不辞而别。尽管他收到了魏康思失踪前给他的那封信，但作为一个老特工，凭经验，他不得不对某些可能会出现的情况有所准备，比如，魏康思会不会已经被秘密逮捕，这封信实际上是受反特人员指使而写，为的是稳住“六室”，暗中查明全部情况后再来个一网打尽？出于这种考虑，宋斯义当即以出差为名离开他所经营的店铺，躲在附近的一个朋友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