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文汇报」
茶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认为是中国继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四大发明之后，对人类的第五个贡献。自“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得荼而解之”起，茶在四千年发展进程中，既产生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世俗，也富于“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高雅内涵。
茶益人思，墨兴茶风，正因茶与书画天然的默契，在茶文化发展的同时，以描绘茶事、煮茶、茶具等内容的茶画成为独特的一脉，包括制茶图、茗饮图、品鉴图等。审美活动发生于生活之中，内在于生活之流。从古代茶画之“生活”的原初语境，人们能够领略，一片茶叶从自然生长到加工饮用再上升到艺术的品饮，即从实用层面提升到艺术欣赏层面，所氤氲的生活艺术美感。
明王问《煮茶图》卷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品茗前，茶作为一种劳动产品，是如何被培育种植，又经历了怎样的制作加工工序？不妨通过反映茶叶种植生产、制作加工至包装待销过程的外销制茶图来直观感受
“夫茶，灵草也”。（农学家王祯《农书》）茶自“神农尝百草”传说以来，便由一开始的药用价值渐渐被人们所熟悉，“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神农本草经》），有些药茶甚至加入茶叶作为配料起到补虚提气延年之效，如宁夏回族的“八宝盖碗茶”。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迄初唐，茶作为食用材料，烹饮方式采用直接采茶树生叶煮羹汤而饮，吴人称之为“茗粥”。至宋代，茶已与饭并提，有“三餐茶饭”之说。“鸡唱三声天欲明，安排饭碗与茶瓶”宋代诗人华岳诗中描绘了妇人晨起准备饭与茶的情景。明清时，饮茶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基本形成了会茶、送茶、赐茶、茶祭等茶俗。可见，茶已成为当时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茶究竟发源于中国哪里？云南镇沅千家寨，迄今为止已发现世界上最大的野生茶树群落和最古老的野生茶王树，据考证这棵茶树已达两千七百年的树龄。事实上，中国西南川东、鄂西一带都有分布野生茶树。陆羽《茶经：茶之源》也提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巴山峡川”究竟何地，未可知，川滇黔毗邻山区或为一说。因茶叶生产种植受自然条件影响，南方湿润的气候环境适合茶叶的生长，因此，古巴蜀茶叶经中原地区向外传播后主要产区分布在长江以南，唐代茶区有“山南茶区、淮南茶区、浙西茶区、剑南茶区、浙东茶区、黔中茶区、江南茶区和岭南茶区”（陆羽《茶经》）。宋代茶叶重心转移到东南一带。至明清时期，作为经济作物，茶叶的种植面积大幅增加，其中主要产地之一闽粤一带，尤其是广州成为了中西海上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制茶图》局部，约年，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
古代只有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我们不禁要问，品茗前，茶作为一种劳动产品，是如何被培育种植，又经历了怎样的制作加工工序？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反映茶叶种植生产、制作加工至包装待销过程的外销制茶图来直观感受。制茶图绘制有从锄地、播种、施肥、茶园采茶，再经过捡茶、晒茶、炒茶、揉茶、筛茶、舂茶等一系列加工工序直至包装入箱待售的全流程。其中有些环节画工因无法亲眼得见，所以在描绘茶叶生产过程时，可能根据本地茶园获得的观感和知识，再参考相关范本绘制而成。此外，制茶图还拓展了装箱、运输、洋商与本地行商交易等环节，突出茶叶销售西方市场的主题，堪为中西茶贸易的图像史。
那么，制茶图最初绘制的动因是什么？中国的茶自17世纪初期传入西方后，东方的生活方式让西人向慕并为之效仿，由此不仅改善了西方社会的饮食习惯，而且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甚至成为西方的一种社会时尚。欧洲人在逐渐接受茶这种新饮料的同时，对茶树的种植和茶叶的焙制亦产生浓厚的兴趣。为了满足他们对中国茶以及制作过程和方法的好奇心理，18世纪，广州出现了以茶叶栽培、加工制作和销售为内容的外销制茶画。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下利用西方绘画技法表现中国文化元素的绘画商品，制茶图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社会文化的重要媒介之一，并随着中西贸易的扩大渐而发展为18、19世纪西方最受欢迎的外销画之一。
制茶图由于大部分是专门为欧美市场制作的从出口流传至今，在国外传世量较多。还有些被收藏在欧美各大博物馆，近年国内也屡见不鲜。从现存与茶叶相关的外销画看，大多是成套绘制，以水彩画形式出现，且每套数量不等。从目前藏本看，同绘制于18世纪末期，现藏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的一套12幅《制茶图》与英国私人收藏的一套24幅有异曲同工之妙，皆描绘从锄地、播种、加工到包装销售的全过程。然私人藏本第18幅图描绘的运茶工宰野马取肉为食的情节，是英国维院所藏没有的内容。美国海事博物馆藏一套13幅《制茶图》、鸦片战争博物馆藏一套11幅《制茶图》、广东省博物馆藏一套12幅《制茶图》和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藏一套12幅《茶文化图》内容基本也与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本相似。藏品表现了从茶的栽培、采摘、加工、收购到出口的各环节，画作多着墨于“产”，即产茶、制茶主题，而对“销”的描绘相对偏少。此外，广州博物馆和广州番禺宝墨园等也藏有多幅与茶叶种植和制作相关的外销茶画，画幅大小、内容与形式特征各异，以单幅画居多，描绘一至三个茶叶制作程序。这类外销茶画采用记事性的创作手法记录下整个流程，呈现这一时期制茶行业面貌之余，作为最直接的图像资料提供给西方人，以满足他们迫切想要了解和研究中国制茶工艺的愿望。
毋庸置疑，诞生于中西文化交流以及中西贸易发展大背景下的制茶图，不仅见证了中国茶文化的西传，还为西方人提供学习具有实用价值的茶叶生产技术，更对西方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绘就了18、19世纪辉煌的中西商贸及文化交流图像史。
《制茶图》局部，约年，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藏
作为古代文人画独特的符号，茗饮图从最初的记事题材逐渐发展为偏向于体现作者的精神追求，内容演绎饮茶风俗的历史变迁之余，更蕴含绘画语言对中国茶文化的精神诠释
饮茶是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一件事，亦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经过各时期文人雅士以及百姓的推动，饮茶之风已被广泛普及，随着品饮方式不断演变，饮茶的层次也逐渐得以丰富，成为一种带有强烈人文意蕴和生活审美的活动。我们可以从历代流传下来的茗饮图像资料管窥。
现存最早的茗饮图，是距今约多年前汉代帛画《敬茶侍女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一号墓出土），描绘了汉室皇族烹煮饮茶的情景。乃后历代均有典型品茗作品，如《萧翼赚兰亭序》（佚名）、《烹茶仕女图》（张萱）、《烹茶图》（周昉）、《十八学士图》《文会图》（传宋徽宗）、《斗茶图》《茗园赌市图》（刘松年）、《品茶图》（沈周）、《烹茶图》《品茶图》（文徵明）等，这些作品作为古代文人画独特的符号，从最初的记事题材逐渐发展为偏向于体现作者的精神追求，内容演绎饮茶风俗的历史变迁之余，更蕴含绘画语言对中国茶文化精神诠释。
“煮茶”与“煎茶”是唐代的主要煮饮方式，盛行于文人、僧道之间。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藏本《萧翼赚兰亭图》所绘相近，画中皆描绘唐代儒僧间煎茶、品茶的场景。画面右方绘唐太宗所派御史大夫萧翼正与辩才和尚谈论王羲之《兰亭集序》，中间侍立一旁的是辩才助理。画面左方则绘一年长司茶者，左手持带柄茶铛置于风炉上，右手持一双茶箸正在搅拌茶末；另一侍者双手捧持黑漆茶托，上置白瓷茶碗，准备奉茶待客。这阶段的茗饮图重记事而未有特殊的精神指向。
明丁云鹏《玉川子煮茶图》
到了宋代，茶已成为“国饮”，喫茶主要以“点茶”为之，与唐代“为饮而赏”相反，其时茶事“为赏而饮”。宋人好尚品茶的日常生活情景在绘画作品中表现为文人雅集茶宴与“斗茶”。雅集对于宋代士人而言，是日常交往的形式，在这一交往的共同体中消弭了士人内部阶层这一社会关系，让雅集交友之日常“事”具有了审美意蕴。传宋徽宗的《十八学士图》卷依笔墨画风虽为明人仿宋之作，但内容所绘即为文人品茶、饮酒聚会的典型。画卷中所现三组人物“烹茶备酒”“聚饮”与“二人偶语林间”情境，亦可在其《文会图》中见极相似画面，如二图的侍童烹茶治具情景，无论人物动态或茶器的摆设，可谓完全相同。《文会图》不仅是文士雅聚的真实写照，更是人才云集的象征。画面的右上角宋徽宗题诗中写“入彀”一词，似有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之意。图中所绘九位文士围坐桌案四周，有的凝神思考，有的正举杯品饮，有的在相互交谈，还有的正和侍者低声说着话；离案桌不远树下，还有两位文士正在交谈；案桌的前方，侍者们正在备茶。这一宏大场面的作品堪称中国日常品茗文化纪实性白描。传宋刘松年所绘《撵茶图》亦为小型文人雅集，而画中呈现的喫茶形式正是“点茶法”。作品右绘草圣怀素挥毫作书，学士钱起、戴叔伦围观；左绘两位司茶人正在碾茶准备烹茶，一人专心撵茶，一人注水点茶。三两知友，谈书作画、啜茗点茶。可见，宋代流行于士人雅集交友之间的品茗，在茶图中显现为饮茶行为的精致化与宋代士人情感体验的丰富性，为茗饮赋予了情感的形式，从而让生活成为艺术化的表现形式。
宋刘松年《围炉博古图》轴，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刘松年《茗园赌市图》《斗茶图》诠释了宋代另一日常茗饮主题——“斗茶”活动。斗茶始于晚唐，盛于宋代，是品评茶叶质量高低和比试点茶技艺高下的一种茶艺“游戏”。《茗园赌市图》描绘了市集里站立聚集的五人正在品评茶汤的滋味和香味，一旁卖茶的茶商急切地等待着评判，画面右侧则为一妇女牵着一小童回望身后竞技者正欲离开的场景。人物神情生动，画面极富戏剧性。《斗茶图》在情景上与《茗园赌市图》有相似之处，其中一人烹茶煮水，另三人细品茶论茶。至此，宋时的饮茶活动真正下移到普通士人阶层，作为一种生活的“游戏”，茶本身的功能性让位于艺术性与审美性，成为寄托士人的高妙意趣，亦成为一种精致的生活艺术。而茗饮的画面内容作为宋代士人生活美学的实践表现，构成了宋人休闲生活的审美化潮流。
生活之物需要启发主体的审美知觉，生成审美经验，方为审美物象。因此，生活之物往往具备形式美特征，宋代茶画中造型和釉色上精益求精的茶具就是如此。我们可以从《风檐展卷》（赵伯骕作）等作品中精致的茶具发现，茶具作为物质载体，以其清丽淡雅的美学追求完美地呈现出宋代士人的生活品位。
元代的茗饮图大多反映强烈的民族性和对宋代茶事艺术兴盛的向往，饮茶所特有的文化内涵逐渐体现在作品中。明清的茗饮图则多体现以饮茶来反省人生等主题，注重品茗场景，人物常与山水相结合，作品融入了文人的审美意趣。许次纾在《茶疏》中指出品茶应与自然环境、茶人心态联系，把茶饮作为高雅的精神享受，强调“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我们亦可从“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陈洪绶、丁云鹏、金廷标、金农、王翬等传世诸多茗饮图的普遍特点感悟，文人对于品茗环境的高雅追求，有着与日常饮茶决然不同的趣味。
由此想见，中国古代茗饮图体现的美学内涵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创作者往往能体悟到生活本身的美感，并能在适当的地方上升到美学高度。
从宋赵伯骕作《风檐展卷》中，人们不难发现，茶具作为物质载体，以其清丽淡雅的美学追求完美地呈现出宋代士人的生活品位
品茶观画，蕴藏的是作者的心境、观者的审美品位和艺术修养。这一综合性的茶事活动，在古代茶画中得到栩栩如生的展示，尤其是在明代文人画家笔下
“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品茶自宋代以来就和挂画结合，挂画被称为宋人四雅之一，是文人书斋里和雅集中的时尚活动。啜茶观画，“尝茶看画亦不恶，问法求师了无碍”，可以说，挂画成为一种与茶文化生活相伴随的日常逸趣。试问，何为挂画？茶事绘画如何表现品茗鉴画这一情境？
一般而言，将自己的诗词画裱于卷轴上，悬挂于室内，供自己清赏；或是在文人雅集中，各自将得意之作或是收藏的字画拿出来，互鉴交流，均可称为挂画（亦称“挂轴”）。挂画内容广泛，可以是诗词、人物花鸟风景等。品茶观画，蕴藏的是作者的心境、观者的审美品位和艺术修养。挂画的讲求，是与品茗等其他生活艺术（插花、焚香）融合为一个互为依存和影响的共同体，从而构筑和谐的美妙图景与文化体系，以更好地表达茶道思想和茶艺内容。这一综合性的茶事活动，在古代茶画中得到栩栩如生的展示，尤其是在明代文人画家笔下。
明《十八学士图》所绘即为文人品茶、饮酒聚会的典型，图为作品局部
以明四家为例，沈周《品茶图》、文徵明《茶事图》、仇英《煮茶论画图》《蕉林清话》《东林图》等皆见二三侍童忙于提取书画卷轴、备茶、焚香等，主客们则悠然自得，把卷论画，尽收品茗趣味。仇英《煮茶论画图》中部，近水坡地二老对坐，展卷观画，旁有二童，一汲水，一烹茶。边品茗边观画，尽享这悠然自得的世外桃源。《十八学士图》轴（原画题《宋人十八学士图》四轴）也体现了文人所追求的品茗理想境界。此作与我国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元人绘《春堂琴韵》《夏墅棋声》《秋庭书壁》《冬室画禅》四轴及日本名古屋德川美术馆藏传赵子昂所画《琴棋书画图》内容与构图相仿。画面均可见茗茶与挂画的结合。其中第四幅描绘了槐荫下，四人共读一画，一执尘尾、一执扇、一侧立、一盥手。画中有二童伫立前方，一持画叉挂画供赏，一捧画轴在侧准备更换。虽未置茶几，与其余三轴茗事与诸艺情趣结合的情境有映带之美。明代《杏林雅集图》则描绘丁巳春三月（）朝廷官员在少府杨荣府邸杏园里雅集的场景。画中士大夫或看画、或弈棋、或焚香、或弹琴……，侍者各有所司，或持画、或煮茗……尽显朝廷勋贵的清赏雅兴。从这些品鉴图中可以感受古人品茶的雅兴逸趣，重趣味疏形式，自然地与生活相结合，毫无突兀之感。正所谓，闲日知友相会，品茗鉴画，此为何等闲雅情趣？
无独有偶，受到明代文人茶影响的日本煎茶道（随隐元和尚传入日本）亦有描绘品饮空间情境的作品。与中国多描绘室外、山水间品茶的景象不同的是，日本对于屋内陈设、饮茶流程有细致记录，可以带我们领略真实的古人品茶赏画之境。如明治时期的《青湾茶会图录》（田能村直入及其子所绘），很明显令观者感受到“中国风”元素和儒释道相统一的审美追求。图录以白描写实手法对年在大阪淀川周边举行的青湾茶会中煎茶席陈设进行了详细描绘。书中第一个煎茶席“喉润”，室内有专门供装饰、挂画的下床座，墙上挂《陆羽煎茶图》（明周臣作）。第五席“肌清”，绘有前席（挂画、装饰、香具等）、煎茶席（茶器具煎茶处）和挥毫席（文房具），客人进入后先参观前席观赏书画，后进入煎茶席品茶，最后入挥毫席写字留念。图录记录的这些对饮茶空间氛围的营造，正是古人基于生活审美实践而形成的具体要求。可以说，生活审美活动的发生离不开生活情境，不能离开人的参与和诸对象之间构筑的整体氛围。
明仇英《东林图》中可见二三侍童忙于提取书画卷轴、备茶、焚香等，主客们则悠然自得，把卷论画，尽收品茗趣味，图为作品局部
作者：王韧（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者）
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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