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2月6日，芬兰迎来岁的生日。
年，也正是作曲家让·西贝柳斯去世60年。
西贝柳斯生于，卒于，不仅是芬兰重要的文化标志，更亲历了芬兰的诞生与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行程。
从西贝柳斯，到芬兰；从一个人，到一个国度。
蓝与白的清冷色调，在一曲《芬兰颂》中，熔铸成坚实的爱与动人心魄的永恒。
西贝柳斯所生活着的芬兰
关于让·西贝柳斯的资料和文章，是笔者一直留心着的，现在看来，这位芬兰作曲家的魅力似乎已经延伸到了音乐之外的范畴。凡提起芬兰，必会捎带提到西贝柳斯；凡说到西贝柳斯，必会议论一番芬兰的近况。最近，与朋友们谈起芬兰的时候，他们脑海中对于这一个“千湖之国”的印象不外乎是：美丽、祥和、银装素裹、高福利、健全发达的北欧社会等等字眼。然而，机缘巧合的是，我读到了小提琴大师、教育家奥尔（LeopoldAuer，-）自传《我长长的生活》之中的文字后，却感到了几分意外。他对芬兰的印象似乎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美好：
不管是芬兰，还是它的邻国瑞典，自然环境都有着千篇一律的单调感，充满了忧愁。一望无际的冷杉与松木森林，流溢着泥水的小坑，灰暗、光秃秃的灌木丛林，时不时见到的小湖泊，从火山时代就盘踞在那里的巨大岩石，以及还未融化完全的、肮脏的积雪覆盖着道路两旁的沟渠。整体印象是：压抑。
几种版本的《卡勒瓦拉》
西贝柳斯照片
在西贝柳斯的晚年，芬兰再次陷入了不安的动荡。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芬兰恪守中立的原则不但没有让它独善其身，反而接连遭到了被俄国入侵，被德国占领，最后还要承担作为轴心国一员，即理亏的战败者的悲剧性命运。几个回合的谈判与条约签订下来，在*事上处于弱势的芬兰永远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替罪羔羊，赔款割地，民心涣散。西贝柳斯此时的郁闷心情可以想象，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也只能接受时局，唯一可做的恐怕只有借酒消愁了。说到酒精，早在年6月起芬兰就颁布了禁酒法案，原因是酗酒、酒后犯罪和酒精中*的事件频发。可是这个法案始终得不到民众实质性的承认，各种酒类仍然通过走私等渠道源源不断地送到了人们手中。西贝柳斯的妻子阿伊诺曾对他沉迷于酒精深表忧虑，可是作为艺术的催化剂和对苦闷情绪的安慰手段，酒毕竟算得上一位对西贝柳斯不离不弃的朋友了。
在芬兰那个时期的西贝柳斯
在芬兰，西贝柳斯一直起着文化座标的作用，芬兰本国人对他的尊敬从未减弱过。即便是在他作品产出量不大的晚年，芬兰*府依然慷慨地为西贝柳斯提供着可观的退休金，在荣誉上的奖励与认可更是不计其数。究其原因，除了在音乐上的客观造诣之外，西贝柳斯浓厚的“民族性”是一个最不可忽略的因素，芬兰官方乐于为这位百年一遇的作曲家贴上“芬兰出产”的标签，西贝柳斯也乐于这样接受。而他之前的韦格柳斯（MartinWegelius）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作为赫尔辛基音乐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西贝柳斯的老师，韦格柳斯的作曲成就不可谓不高，但是其名声一直被局限在了北欧地区的小圈子里，在更早的19世纪期间，芬兰这个偏远国度与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过于冷淡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西贝柳斯的成功也有大环境作为了恰当的催化剂。
《库勒沃》人物造型
《库勒沃》交响曲的成功是又一个重要因素。当指挥家卡雅努斯与西贝柳斯之间的友谊日渐紧密，两人频繁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的时候，西贝柳在昼夜不分地谱写了《库勒沃》。这是一部为女高音、男声合唱、男中音、交响乐团而作的五乐章交响曲，取材于芬兰史诗《卡勒瓦拉》。谱写完毕之后，作曲家又义无反顾地接下了排演和组织的任务，每日奔忙不息，直至最后的首演到来。可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认可这部新作，虽然有些芬兰人听到用芬兰语来歌咏《卡勒瓦拉》的时候兴奋异常，但也有观众表示能不理解它，尤其是那些支持瑞典语的批评家们更是持保留意见。卡雅努斯倒是倾尽了溢美之辞：“一颗新星升起了。”他当时比西贝柳斯更权威的地位无形中成了《库勒沃》等作品的有力推手。也正是这部作品的成功，以及西贝柳斯准备去应聘音乐教师的允诺，促成了阿伊诺的父母同意了他们俩的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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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民族的热爱，西贝柳斯对芬兰自然景观的倾心更是体现在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中，历史上就早有人评价说：“西贝柳斯的交响曲中，没有一个人出现，他写的都是自然。”前文已经提到，芬兰的地方风景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产生单调感，但西贝柳斯对它的爱不亚于任何一个土生土长的芬兰农民。无论是成片的蔚蓝色湖泊，波光粼粼的萨伊玛运河，数以万计的大小岛屿，常常笼罩在田野上方的迷雾，还是绵延数百英里的森林，以及它延伸到更远地带的黑色沼泽，乃至于森林中所传来的古怪吼叫和不绝于耳的回响，在他的耳朵中仿佛与啾啾的鸟鸣一样亲切。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本来在芬兰常常能遇见的、无生机的大片荒原，在某些作家的笔下一定能成为**与幽灵的栖息地，浓雾升起，路面泥泞，谁也想不到西贝柳斯会将这样的景致取材到优美的交响曲中，他没有简单地把它处理成压抑与悲观的调子，而是赋予了勃勃的生机和野性的力量，让人联想起了远古时期的粗野舞蹈或者劳动号子，这样的音乐尊重自然，更赞颂安居于这片土地上的生命。
以今天上演的情况看，西贝柳斯第一、第二、第五与第七这四部交响曲的“出场率”无疑是最高的，自然，它们在各大指挥家棒下也被最频繁地灌录，其中第二交响曲的录音数量自从年卡雅努斯率伦敦交响乐团在HMV公司留下第一个录音，年库塞维茨基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留下第二个录音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已经有接近一百个问世了。可是，其余的几部交响曲亦非默默无闻的平庸之作，有点“不合群”或者说别具一格的它们正彰显出了作曲家开阔的思路和敢于吸纳新鲜语汇的胆量。这里，容许笔者借用有限的篇幅以这三部相对不被重视的交响曲为例（第三、第四与第六)，说一说它们为何与芬兰民族、文化甚至地域自然景观息息相关。
《卡勒瓦拉》早期插图
首先，在古典气息比前几部更浓郁、而且较短的第三交响曲（Op.52，创作于年）中，西贝柳斯传递出了更正面和积极的信号，明亮而富于情调的主旋律压倒了黯淡不安的隐含情绪，其中的几个主题被认为与芬兰作家雅尔玛利·菲内斯（JalmariFinnes）为清唱剧《玛丽亚塔》（未谱完）所作的歌词有关，而玛丽亚塔正是《卡勒瓦拉》长诗中一个近似圣母玛利亚的角色，她食用了一只浆果后怀孕，并生下了一名男孩，这种孕育新生命的基调贯穿了第三交响曲始末。第二乐章小行板在笔者看来是最迷人的一部分，主旋律据说是来自一首简单的芬兰民歌，格鲁吉亚钢琴家托拉泽（AlexanderToradze）认为它类似格鲁吉亚的民间调子。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惊诧于西贝柳斯强大的艺术创造力：四次主题呈现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意味，这短短的七分钟兼具了忧郁、柔美和光明多种特质，实在是如歌如泣，感人肺腑。关于这部交响曲的终曲也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画家帕尔维宁（OscarParviainen）在听了终曲“中板”的主题旋律之后，深受启发，为西贝柳斯创作了了一幅画像，它至今悬挂在了作曲家住所“阿伊诺拉”的墙上。
第六交响曲完成于年，相对而言也是被后人演奏得最少的一部作品，原因大约是与第五交响曲相比明显缺乏戏剧性，而更注重田园色彩。全曲并不复杂，多利亚调式占据了核心地位，宏观上有点类似于由单主题激发的多次变奏，四个乐章因此唇齿相依。难点在于，在涵义稍显模糊的第二乐章中，速度问题让很多指挥家都难以把握。年，作曲家就向秘书抱怨：“他们过去把第二乐章指挥得让人昏昏欲睡，现在却又火急火燎似的。所以我几次改写了速度记号，从中快板，到小快板，最后定为小行板。”一些芬兰本土指挥家（如约拿斯·库克库能）认为人的年纪越大，对这部作品的接受度也就越高。作曲家本人在年说：“第六交响曲常常让我想起第一场大雪后的气味。”这部交响曲中所蕴含着的“大雪”般的平静与透明或许是作曲家从巅峰期走向暮年的最好写照。
正如没有人会混淆拉莫与巴赫，瓦格纳与德彪西一样，西贝柳斯的音乐与任何人的都不同，芬兰的民族烙印一辨即知——从早期注重室内乐创作，到19世纪末受浓重的爱国情绪激励，再到20世纪初尝试用新手法发扬芬兰民族素材，最终在晚年归于平静、妥协与统一，西贝柳斯的一生经历了一个血性男儿的成长和成熟，也遍历了芬兰的苦难与复兴。但是，格里格和斯美塔纳那种鲜明的民族主义气息或许并不是西贝柳斯所要仿效的对象，在作曲时，他强调要用芬兰的本土元素（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民歌等等），但等作品真正出来了之后，你会发觉那是一件浑然天成的东西，所包含的东西既不同于马勒“展现出一个世界”，也迥异于布鲁克纳的恢弘建筑感，西贝柳斯所叙述的只是一个人眼中的自然和眼中的世界，更确切地说，这是属于一个“自然见证者”的音乐。
尽管阿多诺（TheodorAdorno）等人对他不屑一顾，但事实却如西蒙·拉特尔所言：“西贝柳斯好似什么东西滴在你的皮肤上，立即就能穿过你的骨头燃烧起来。”无论听者是来自严寒的芬兰，还是来自他故乡千里之外的人，我想，这种感觉无一例外。
原载于《爱乐》
年第5期
作者：詹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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