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卖唱片女孩:逐渐熟悉却主动远离在《且听风吟》中，“我”与酒吧里一个醉得不省人事的女孩邂逅，出于关爱耐心向酒吧来客询问，未果。最后只得通过女孩的证件将她带回家中。因为“我”的一个朋友死于酒精中毒，所以“我”决定留守到她安全醒来。从理性的角度看来，“我”的决定带有很强的被动色彩。由于两人并无关系，“我”完全可以对女孩置之不理。结果是，“我”刻意同他人保持的距离由于我对个体生命的怜悯心又一次被打破了。这样的悖论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形成一种叙述节奏，不断地击打着“我”敏感的内心。小说第９章写女孩醒来后，像审问犯人一样对“我”追问不停，两人先前沉默的平衡感开始失去。“我”不得不解释缘由，却又发觉越是解释，越显徒劳。在这一情境前后，小说写到“我”三次遥望窗外的蓝天，暗示了“我”在此狭窄的空间中，身体距离连同心理距离被压缩得令人焦躁而无奈的心绪。下面是其中的一段对白：“‘喂，记住这点：我的确喝多了，醉了，所以即使有什么不愉快的事，那也是我的责任。’说罢，她几乎事务性地用发刷柄啪啪打了几下手心。我没作声，等她继续说下去。‘是吧？’‘或许。’‘不过，同人事不省的女孩睡觉的家伙……分文不值！’‘可我什么也没做呀！’她停顿一下，似乎在平抑激动的情绪。‘那，我为什么身子光光的？’‘你自己脱的嘛。’‘不信。’……‘我说，你能证明你真的什么也没做？’‘你自己检查好了。’‘怎么检查？’她似乎真的动了气。‘我发誓。’‘不信。’‘只能信。’我说，心里大为不快。”从这段对白中不难看出，双方由于误会而动气了，“我”甚至要用誓言来捍卫自己的人品，却放不下面子给女孩赔礼并进一步做更耐心的解释。这是“我”一味同他人保持距离的后果，对陌生人尤其如是。此外，这段引文是村上小说中典型的对白，一如林少华所评，“简洁明快，爽净直白，节奏短促，切换快捷。”在对白中，两人的表情，动作大多被隐去，从而使对白的内容变得异常突显。作为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大可不必为此所限，而可酣畅淋漓地在对白中插入主人公的各种描写。但村上春树反其道而行之，使对白获得了独立的多重想象和意义阐释空间，宛如山水画中的留白，“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亦如特雷·伊格尔顿所言“诗的文本是在‘语义上饱和的’，浓缩了比任何其他话语方式更多的信息……诗的‘冗言赘语’（redundancy）最少—这样的符号在谈话中存在主要是为了促进交流而不是传递信息—然而却能创造出一组比任何其他语言形式都更为丰富的信息。”村上小说中的对白无疑制造了“诗”这一文本所浓缩的信息，使读者在对文本的接受中拥有了足够的想象延展空间。在以愧疚无奈之心结束了第一次邂逅之后，“我”在一家唱片店又同女孩巧遇。女孩在柜台里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地工作。为了消除误会“我”主动请女孩吃饭，遭到拒绝。不久，女孩却开始主动约“我”。误会渐渐澄清的过程也是两人逐渐熟悉的过程。在约会时，一方面，“我”用转移话题的方式让女孩不至于对此内疚；另一方面，用对待鼠的谈话策略对女孩如法炮制，始终不向女孩深入倾诉自己的事情。两人近乎试探的对白像是彼此在自言自语，并未在思考对方。在第22章，女孩也“略微咬了下嘴唇”（像“我”对鼠一样）试图打破“我”的少言寡语，还忠告“我”“不改要吃亏的”，而“我”却仍旧用调侃自己“和破车一个样，刚修了这里，那里又出了问题”，来暗示自己拒绝改变。女孩为此有了挫败感，便谎称第二天去旅行一周。两人最后的约会，结果可想而知。女孩仍旧小心翼翼地向“我”一点点倾诉心事。我们这才得知她刚做完人工流产，受尽了爱情的伤，渴望爱情却已心怀恐惧。“我”虽然关心女孩但对她的隐痛无力疗治，索性便不去揭开这个伤口。两人只是水中的浮萍，身不由己。总之，“我”和女孩若即若离的交往只停留在不平衡的熟悉程度上，女孩对“我”知之甚少，两人在同社会妥协时内心充满了凄凉的惶恐与挣扎。这一切揭露的现代文明下人类的交往悖论，借助于小说中被“放大”的对白而愈发明晰。
